作者：杨宏海 ，文学研究员，深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硕士生导师
我出生于粤东山区梅州，这里素有“世界客都”与“文化之乡”的美誉，自小我就深受客家文化的熏陶。后来我因工作调动移居深圳，这里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历史上曾经也有大量客家人迁徙于此，同样拥有滋养客家文化的丰厚土壤。因此，从山区到滨海，从客都梅州到特区深圳，几十年来我与客家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我一直致力于客家文化的收集与整理、创作与弘扬，在文化与艺术创研之旅中坚持探索与实践。
杨宏海著《文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7年版 题字：余秋雨
一、景行维贤：在对客家名人研究中探赜索隐
展开剩余95%1982年我在嘉应师专毕业后留校任教，结合当代文学教学，我一开始研究的是当代著名作家、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陈国凯及其作品，研究成果入选中国人民大学书报中心《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1984年第6期。客家文学和客家名人成为我研究客家文化的第一个关注点。
1983年5月，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民间文艺学泰斗钟敬文先生倡导创办了中国民俗学会。同年7月，作为嘉应师专（后改为嘉应学院）中文系的青年教师，我参加了在中央民族学院举办的首届全国民俗学与民间文学讲习班，成为钟敬文教授一名“编外”门生。作为客家研究老前辈的钟老，早在1927年就编纂出首部《客音情歌集》。他对我这位客家小老乡热情有加，多有指点，并寄予厚望说：“客家山歌要继续整理，客家研究也要搞起来。客家民俗资料丰富，很多东西可研究挖掘，希望你们努力。”
带着钟老的嘱托，我回校后向领导汇报。同时我作为《嘉应师专报》的执行副主编，建议在该报增开《客家民俗》专版，得到学校和中文系领导的支持。1983年11月13日，梅州第一个客家研究学术团体——嘉应师专客家民俗研究会成立，而后《客家民俗》作为《嘉应师专报》的增刊创刊，创刊号由钟老题写刊头。
《客家民俗》创办后，嘉应师专掀起一股客家研究的热潮。虽然成立的是客家民俗研究会，但同人已把研究视角迅速从民俗研究拓展到客家研究的各个领域，作为中文系教师，我也积极参与到对客家文化名人的研究中来。客家文化先贤如黄遵宪、丘逢甲、林风眠、李金发等及其作品，成为我对客家研究最早的关注点与切入口。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梅州日报》《梅江文艺》率先发表研究象征派诗人李金发、现代小说家张资平的文章。
在对客家名人研究的过程中，我注意在前人的基础上不陈陈相因，而重在“有所发现”。比如擅写朦胧晦涩“象征派”诗的李金发，我通过其夫人梁智因女士提供的资料，发现他对乡土文学客家山歌惊人地痴迷，很早便收集出版了《岭东恋歌》；国学大师饶宗颐是“潮学”创始人，但他八代之前祖籍地是在客都梅州的松口镇，最早提掖他的是原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梅县人古直先生，披露了他与客家人深厚的渊源；我曾在北京旧书店发现闻一多主编的《现代诗钞》，其中与郭沫若等著名诗人同列的有一位梅县人叫侯汝华，此前在梅州史书文献中只字未提。挖掘下去，发现民国时期梅县有个“七星灯”文学社，有侯汝华、林英强、刘果因等七位青年才俊，各有突出成就，且大多毕业于东山中学。我撰写的《侯汝华与“七星灯”文学社》在《梅州日报》发表，并邀请时任东山中学校长安国强及文史界同人召开座谈会，探讨民国时期梅州这一曾被遮蔽尘封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事件，引起较大反响。同时，我发现有一位曾被著名作家茅盾先生称为“新感觉派后起之秀”的作家黑婴，原名张又君，出生于印尼，原籍广东梅县。少年时期曾一度回梅县生活，抗日战争期间全力投入抗日和华侨救亡运动。我写了《黑婴：不该遗忘的客家籍现代作家》在《梅州日报》发表后，印尼《印华日报》旋即全文专版发表，引起海内外华文圈关注。
我个人对客家名人研究倾注了最多心血并且“有所发现”的，则是晚清“诗界革命巨子”黄遵宪。黄遵宪是近代中国诗界革命的旗手、外交家、教育家，我发现他在民俗学研究方面也独树一帜，于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撰写了《中国民俗学的先驱黄遵宪》，被推荐参加“全国首届黄遵宪研究学术研讨会”。著名学者王瑶、杨天石先生等人均应邀出席。当时杨天石先生作为复旦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化研究辑刊》的特约编辑，要在参会的五十多名学者的论文中挑选一篇在该刊发表，最后只选了我这篇论文，发表时改名为《黄遵宪与民俗学》，并于1987年获得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奖”。
到深圳工作后，我对客家文化名人的研究兴趣长期不减。1998年，我在主持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期间，与嘉应学院共同发起主办“客籍作家与作品学术研讨会”，并出版研究专集。2000年，我推动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与梅州市政协等单位共同发起主办“林风眠、李金发诞辰100周年纪念暨学术研讨会”，并主持了李金发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诗画双馨》专著，为客家文化名人研究留下宝贵文献。2019年，作为深圳客家文化交流协会的负责人，我又与温威光合作撰写了纪实文学《梅州：球乡筑梦》，以翔实的史料梳理出“足球之乡”的杰出人物与发展历程。
与此同时，我对深圳客家人物也进行了挖掘和研究，如清代创业英雄罗瑞风，抗英勇将赖恩爵，反清义士黄福，钟水养、民国林学泰斗凌道扬，东纵抗日英雄曾生，改革开放的先驱袁庚，等等。2004年，我与华南理工大学校长李元元受聘为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共同发起联合广州、深圳、梅州三地力量编纂广东省首部客家文化系列丛书，我邀请杨耀林、黄崇岳两位梅州籍深圳学者加盟。2006年，《客都与梅州书系》问世，与深圳相关的有《客家围屋》《客家诗文》《客家艺韵》。其中由我选编的《客家诗文》共选入七十三位古今著名客籍作家、诗人的作品。北京大学原中文系主任、博士生导师温儒敏在为该书写的“序”中说，阅读此书可以“惊叹客家文学的独特魅力，发现文学的天空因为客家星座而显得更加美丽”。
此外，在特区文化部门工作期间，我还最早发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出现的“打工文学”现象。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与市场经济发展催生了波澜壮阔的打工大潮，“打工文学”应运而生，我最早关注这种文化现象并跟踪调研打工文学作家作品，我惊奇地发现，最早参与打工文学创作实践的，是来自梅州的客家人张伟明和安子与薛广明、郭海鸿等。著名客家学者谭元亨认为，“打工文学就是当代的客家文学”。
回首自己几十年来的文化历程，文学与民俗、梅州与深圳、客家与特区、传统与现代、前贤与后俊，各种文化元素缤纷交织，共同绘就了我作为一名客家文化研究“杂家”的文化底色。而我对客家名人的探赜索隐，则丰富了客家族群的文化沉淀。
杨宏海著 《我与深圳文化：一个人与一座城市的文化史》（上、下卷） 花城出版社 2011年版 题字：刘斯奋
二、老树新花：积极推动客家文艺的传承与创新
长期以来，在“客家学”研究当中，客家艺术是较为薄弱的领域。罗香林先生在《粤东之风》中，对客家山歌艺术做过专门研究，但其他艺术门类则鲜有涉及。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挖掘整理客家艺术的内涵并将其丰富与发展，是摆在客家学研究方面一个有待探讨的命题，为此，我也做了一些初步的探索。
1987年，深圳市文联成立民间文艺家协会，适逢文化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三套集成”编纂工作。我带领民协骨干，深入基层采风问俗，先后收集、整理出版了深圳、罗湖、宝安民间歌谣等。1991年，我和苏伟光主编的《深圳民间歌谣》由海天出版社出版，这是深圳史上第一本歌谣集。自此，我结合工作实践，从民间艺术的角度去研究客家文化，成为我研究客家文化的第二个关注点。
1990年10月，深圳特区成立二十周年前夕，深圳市筹备一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以襄庆典，我与熊源伟、岳士果为主创人员，创编一部名为《祖国，深圳对你说》的歌舞剧，我在剧中加入本土客家元素，用客家山歌的形式表达了深、港两地人民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盼望回归祖国“相会把手牵”的情感，受到好评，这是我将传统客家艺术引入现代歌舞的成功尝试。
2006年4月，中央台办批准在深圳举办大陆与台湾的文化交流活动。在深圳市文联与市对台办领导的大力支持下，作为深圳市文联专职副主席，我依托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团队，将活动主题定为“两岸一家亲，共叙客家情”，时间共四天，分“论坛”“观光”“文艺晚会”三种形式。我和龙岗区文化部门合作，以客家艺术为媒，筹备了两场浓郁客家文化氛围的专场晚会，深受台湾同胞与广大观众的欢迎。特别是6月24日晚在龙岗区坪地街道的文艺大联欢，把活动推向了高潮。当晚，坪地街道体育馆人山人海，五千多人座无虚席。台湾与深圳客家歌手争相上台，踊跃表演，台上台下相互呼应，掌声不断，主客二百多人团团围在一起，踏着欢快的乐曲跳起了团圆舞，体现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情感。此次活动取得圆满成功，受到中央台办、广东省台办的表扬，也因此促成了深圳一年一度“创意12月”的新项目“深圳客家文化节”。
受这次两岸客家文化艺术交流的启发，我创作了一首《中华儿女共婵娟》：
一轮明月挂天边，座座围屋团团圆。
曲曲山歌随风起，绵绵思念到台湾。
梦里相思年复年，声声乡音比蜜甜。
海峡两岸情难隔，滚滚血脉一线牵。
高山青松根连根，骨肉同胞心相连。
遥望宝岛齐祝愿，中华儿女共婵娟。
此歌由知名作曲家梁军作曲，著名客家山歌歌唱家郑钢坚演唱，以“情景歌舞”形式在客家文化节上首演，声情并茂，甚为感人。台湾客家山歌艺术团团长姜春云看后，极为感动，表示要将作品带回台湾去演唱。
实践使我认识到，客家传统艺术要在新时期有好的发展，必须在收集、整理的基础上，通过艺术实践加以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在筹办客家文化节过程中，作为深圳大学客座教授，我多次与深圳大学师生进行座谈。有不少大学生直言不讳，说原生态客家山歌太“老土”，唱腔也不美，很难让人喜欢。我耐心听取年轻人的意见后，意识到传承客家文化应该关注年轻一代的审美取向，因而提出“抢救原生态，精品留后代；创新原生态，吸引新一代”的理念。在深圳大学校长章必功的大力支持下，我先后在深圳大学举行“山歌创新面对面”等学术讲座，并且邀请著名客籍女指挥家郑小瑛主讲《“土楼回响”与音乐创新》，以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抢救原生态山歌与创新山歌艺术的辩证关系，激发了大家学习、欣赏传统山歌艺术的热情。
2009年，经深圳市委宣传部、市文联批准成立了深圳首批七个“文艺名家工作室”，“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名列其中，加盟工作室的专家有二十余人。同年，以工作室专家为骨干，由我编剧、深圳大学教授赵艳总导演、何亮作曲，创编了一台大型客家歌舞剧《月照围楼》，生动展现客家人爱国爱乡、寻根敬祖、坚忍不拔的民俗风情，体现出“人文客家、四海一心”的主题。在第四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期间，该剧在保利剧院连演三场，场场爆满，获深圳“创意12月”最佳创新奖，北京《文艺报》等媒体做了大篇幅报道。
在“客家学”有关客家艺术的研究中，只有少量关于客家音乐文化的概述性研究，很少结合新时代的艺术实践。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深圳在客家音乐文化的改革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前列。2008年，我以梅州市发展战略顾问的身份带领郑钢坚、饶荣发、王宁、陈川松等人，到梅州做为期四天的采风，并拜访著名山歌大师余耀南、汤明哲，此行是为了探讨客家山歌与交响乐融汇创新做试验。2009年9月24日，由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宁作曲、我撰写朗诵词、深圳交响乐团演奏的《交响山歌·客家新韵》在深圳音乐厅演出，获得不错的反响。
在尝试山歌与交响乐联姻的同时，我们也进行客家山歌与流行音乐相结合的试验。2010年12月，在第五届客家文化节期间，以“客家流行风”命名的歌舞晚会在深圳保利剧院隆重演出，来自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福建、广州、梅州、深圳等地的著名客家歌手登台献艺，节目中客家风情和山歌艺术风格与摇滚乐、韩剧等新潮元素有机融合，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围绕“客家流行风”，我们还邀请陈小奇、陈洁明、徐秋菊等国内二十多位专家学者举办了“客家流行音乐文化发展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客家流行风’是深圳与广州、梅州共同推出的创新客家歌舞，体现了传承性、包容性和时尚性特色，是深圳客家文化的创新发展。”
广东有广府、潮汕、客家三大民系，各有独具特色的民间艺术。但是，长期以来，出于种种原因，三个民系之间的民间艺术一直没有交流。2011年，在第六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期间，我们与嘉应学院音乐学院合作，吸纳广府、潮汕、客家三个民系的经典艺术，同时邀请梅州、广州、潮汕、赣州、深圳的二百多位艺术家同聚深圳，以《岭南三韵》之名融汇三个民系的艺术精华，首次将三大民系的代表性文艺节目同台展演，推动岭南文化艺术在当代的融合与创新，做到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取得圆满成功。《潮汕卫视》编导苏奕慧激动地说：“首次将三个民系的民间艺术同台展演太精彩了！我要将这场晚会视频拿到泰国潮汕乡亲那里转播，让大家感受深圳海纳百川的胸怀！”
2013年，梅州市专门成立《客家家训》编委会，邀请我与温宪元、谭元亨、房学嘉、周云水等人组成专家组，推选我为专家组负责人，主持《新编客家家训》工作。次年，由我执笔撰写的《新编客家家训》正式推出，共分十二节，均用五字句式且一韵到底，融古今客家家训之精华，用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朗朗上口，充分体现客家精华。《新编客家家训》发表后，不少客家网站纷纷转载，点击率高达十几万。一些县、市将其引入学校或社区宣传栏。深圳塘朗小学专门将《新编客家家训》编排成校本教材和朗诵节目，大康小学则将《新编客家家训》编排成音乐作品在校内表演。何培才先生看后特来函：“宏海兄台：拜读后深深感动！弟未经您同意，已转发台湾各客家社团，如此深入浅出、情深义重之作，应给现代社会与后代子孙做教材！”
“客家文化节”作为“创意12月”重点活动之一，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不断尝试，常办常新。第七届“深圳客家文化节”，除了常规的“文艺展演”“山歌进校园”“艺术讲坛”之外，还专门推出将乡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大美客家”跨界艺术联展，融中国画、油画、版画、书法、摄影、彩书民间工艺等为一体，推出《民居史话》（摄影）、《情缘客家》（油画）、《中原遗风》（中国画）、《新城印痕》（版画）、《梅岭墨韵》（书法）、《融古开今》（彩书工艺）、《泥塑乡情》（泥塑）等七个专题展，彰显颇具特色且韵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位于深圳市中心区北部的龙华区，地处美丽的阳台山下，其所辖的大浪街道有着厚重的人文历史。2018年，在龙华区与大浪街道办大力支持下，我邀请文艺名家姚峰、石钢组成主创团队策划筹办“阳台山全国山歌邀请赛”，引起全国山歌界的关注，踊跃报名的歌手多达一百五十多名，电影《刘三姐》扮演者、原籍梅州的著名民歌艺术家黄婉秋应邀前来助阵。本次歌会最大的特色是做到“本土原创”，不同的歌手现场演唱不同地区的山歌，既幽默生动，又各显其能，真正让阳台山山歌赛成了荟萃各地山歌的“群英会”，开幕式上，全体大赛歌手共同演唱由我作词、姚峰作曲的主题歌《相会阳台山》，载歌载舞，激情演绎了改革开放以来“山歌越唱越开怀，无限风光向未来”的豪迈情怀。
2013年11月，嘉应学院举办百年校庆，其中隆重推出曹知博教授创作的以客家居民建筑及背景的三百多幅油画、水彩画等作品，成为艺坛一大亮点。同年12月，在第七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我邀请曹知博教授来深圳博物馆举办“大美客家”——曹知博客家原生态油画展，让深圳观众颇感惊艳。我在《中国客家原生态景观：曹知博油画集》一书的序言中提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梅州曾出现过美术大师林风眠、雕塑家李金发、版画家罗清桢等名家，作为客家民系或客都梅州，能否构建一种具有客家气派的‘客家美术学’流派？”十年过去了，构建“客家美术学”作为“客家学”中客家艺术的新增长点，应该是正当其时。
作为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试验场和示范区，深圳对客家文化尤其是客家舞台艺术进行大量的探索与创新，为丰富和发展客家文化与艺术的繁荣进行了可贵的实践。
杨宏海等著 《深圳龙岗：滨海客家 图文志》 深圳出版社 2022年版 题字：童志雄
三、海天寥廓：为“滨海客家”课题研究开拓新境
长期以来，由于客家人“逢山必住客，无客不住山”的特点，“山地客家”成为“客家学”研究主流，而“耕读传家、勤俭持家、吃苦耐劳、孝悌忠信、崇先报本”等具有浓郁农耕时代烙印的表达，也成为“客家精神”的固定认知。
我在开展客家研究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将客家文化称为“山地文化”。我觉得客家人除了长期居住在山区，也有“辗转迁徙到滨海”“漂洋过海下南洋”的经历。比如著名诗人黄遵宪在《送女弟》一诗中，专门写到“中原有旧族，迁徙名客人，过江入八闽，辗转来海滨”。那么，这些辗转来海滨的客家人，他们来到新的环境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从那个时候起，对客家人走向海洋之后如何发展变化，就成为我思考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命题。可以说，探讨“滨海客家”的前世今生，是我从事客家研究的第三个关注点。
1985年，我调到深圳市文化局后，负责文化调研工作。作为来自客都梅州的客家人，我发现深圳客家人的祖辈大多来自梅州，两地客家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又有明显的区别。梅州是山地客家的典型代表，传统儒家文化特质比较明显。深圳是滨海客家，在地理位置、思想观念、民俗文化等方面，都有比较独特的一面。如在思想观念方面，山地客家人崇尚“耕读”，轻视商业，信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滨海客家人接受“海洋文化”重商的理念，推崇“士农工商各事一业，方为济世完人”，已然超越了传统客家的耕读文化理念。
比如民间歌谣，梅州拥有富有特色且结构相对比较统一的客家山歌，而深圳却有客家山歌、咸水歌、皆歌、大鹏军语（千音）歌等，种类繁多。同样是反映“下南洋”的山歌，深圳带有明显的海洋气息，比如“今晚脚踏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晚新郎新娘very good，明年转过艾斯湾”。艾斯湾是指南洋大大小小的湾区，从中可知客家人早年下南洋，就是在大湾区打拼。种种“同”中有“异”的客家文化现象，令我对“滨海客家”这个命题产生兴趣，并逐渐对此进行思考与探索。
1997年，我到香港考察，深感深圳与香港山海相融，唇齿相依。尤其是地处珠江出海口的深圳，更是有着悠久的海洋文化传统，有感于此，我率先撰写了论述这个命题的文章《深圳与海洋文化》，于1997年8月14日起三期在《深圳商报·文化广场》连载，并入选曲全良主编、海洋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海洋文化研究》第二卷。
2007年，在第二届“深圳客家文化节”期间，我发起举办首届“滨海客家”学术研讨会，会议在深圳大学图书馆举行。邀请谢重光、罗勇、林晓平、叶春生、谭元亨、刘晓春、杨耀林、黄崇岳、房学嘉、张卫东、刘丽川、于爱成等全国各地的知名客家文化学者专家到会研讨，《深圳特区报》做了专题报道，由此揭开了对“滨海客家”研究的序幕。
2013年，深圳文化工作者王艳霞、唐冬眉从瑞士巴色会档案馆发掘出几百张老照片，生动展现出一百多年前深圳客家人与西方文明交融的生活场景。我闻讯即到深圳龙华区大浪虔贞女校现场调研，随即在《客家人》杂志刊登专文，后又发表了《深圳客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发现》进行专门评介。
2016年以后，我先后发表《“滨海客家”的深圳历史画卷与文化新图》《滨海客家的深圳故事》等相关论文，对“滨海客家”做了进一步的理论阐释。与此同时，我发现马来西亚道理书院院长王琛发教授在他的学术论文中提及要关注“海洋客家”的命题。王琛发教授还指出：“20世纪初以前的南洋客家人，流行过两句生动的口头禅，一是说‘客家人开埠，广府人旺埠，潮福人占埠’；二是说，‘哪位客家唔晓水’。”“表明客家子弟必要的强项是熟谙水性，要懂得走船、游泳，甚至拥有在船上和水里搏斗的功夫，才能参与开发土地和维持对外交通的活动，保卫海岸线以及河道的人员来往、货畅其流”。这为我深入研究滨海客家提供了重要佐证，并且深受启发。
2022年，我应聘深圳龙岗区“鹤湖智库”专家团队，建议将龙岗区打造成“粤港澳大湾区滨海客家文化交流基地”，同时由我牵头，特邀“深圳市杨宏海客家文化与艺术工作室”专家杨耀林、安国强及助理吕莉，承领“深圳（龙岗）：滨海客家图文志”（以下简称“滨海客家”）重点社科课题，正式展开了对“滨海客家”的专项课题研究。
作为“客家学”研究的一个新学术命题，我认为，所谓“滨海客家”，是指历史上特别是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时期，从闽粤赣聚居地迁向沿海地区的客家人。他们走出大山来到滨海，与当地原住民交融，过着渔农结合的生活方式，经济上亦农亦商，从“山客”变为“海客”。作为滨海客家，“海客”将原乡客家文化与海洋文化融为一体，既保留山地客家的耕读传统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海洋文化的开放、重商、包容、进取的元素，从而形成与山地客家有所不同的新质文化，即滨海客家文化。同时，客家人播迁四海，落地生根，广大客家侨胞身处异国他乡所形成的客侨文化，亦可列入滨海客家文化的组成部分。我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广东、广西、海南以及港澳台等地，都有“海客”的存在。广东地区集中分布在深圳、惠州、汕尾等地，而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支，也是发展最好、影响最大的一支，可以说“滨海客家”是深圳客家的代名词，深圳成为“滨海客家”的代表区域。
关于“滨海客家”涉及的区域范围，我认为可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进行定义。
广义来说，是指自罗香林先生言及的客家人第四次大迁徙以来，从山区逐年到滨海的客家迁入地，涉及我国十四个沿海省份，包括广东、广西、海南、港澳台等地，亦包括下南洋、闯世界的客侨地区。
狭义来说，是指“迁海复界”后形成的客家人在深圳、香港的聚居地，兼及惠州、东莞、珠海邻近区域，即历史上惠、东、宝这一区域的民系共同体。但目前对“滨海客家”进行初步研究和论述时的重点是深圳与香港地区，尤其是以龙岗为代表的深圳客家，是滨海客家最典型的代表区域，简言之，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滨海客家”需有一个广义的视角，这与海洋文化、客侨文化的特色息息相关，也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历史与现状有关。从微观角度看，就是原新安县所属的深圳、香港地区，这是最能代表“滨海客家”的两座城市。
应当指出，“滨海客家”命题的提出，首先是根据客家学创始者罗香林先生的理论，以此为基础去开展理论研讨。当年罗香林先生编写《客家研究导论》等著作时，还来不及提出“滨海客家”的概念，但他已关注到“迁海复界”后“盛向濒海地区迁移”的这一客家群体。三百多年后，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创办经济特区，亦出现了“向深圳特区迁徙”的移民大潮，不管是“老客家”还是“新移民”，新的时代都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去实现光荣与梦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滨海深圳翻开了历史的新篇章，成为举世瞩目的新移民城市。于是，“客家学”便有了“滨海客家”这一新的研究课题。
任何一种理论命题的提出，都离不开其生生不息的社会实践。首先，从地理环境看，深圳地处南海之滨，扼珠江口要冲，自西汉始就是通往南海、印度洋诸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和驿站。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宋朝，已有客家人来到深圳，但大批量客家人进入深圳，并且形成“反客为主”的族群，则是在清朝“禁海迁界”之后的康熙乾隆年间。因而要探讨“滨海客家”，必须从清朝“复界招垦”引来大批客家人奔赴滨海深圳之后开始，亦即着眼清康熙年起至今三百多年的历史。
经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梳理，我提炼出“复界垦殖、九龙海战、李朗开放、庚子首义、东纵抗日、蛇口试管”这六个重要历史事件与时间节点，从中可以勾勒出一部深圳滨海客家简史，演绎出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可以看到深圳客家人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以坚韧不拔的意志、强烈的爱国爱乡的家国精神，逢山开路、遇水架桥，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都能开拓创新、勇往直前，为“滨海客家”理论研究提供鲜活的实践和感人的故事。
“滨海客家”的理论构建，离不开深圳与香港的紧密联系。1573年（明万历元年），广东设立新安县，辖地包括今天深圳市的大部分区域及香港全境，故深港两地历来同根同源、文脉相通。2023年，为纪念新安建县四百五十周年，由深圳海外联谊会、香港深圳社团总会主办了系列纪念活动和多场主题展览，其中，举办了《滨海客家》新书首发暨理论研讨会，以及《滨海客家300年》图片展。与此同时，我应邀赴香港参加《滨海客家300年》图片展及“港深历史文化学者对话会”，两个活动都彰显了滨海客家的人文历史，受到两地观众的欢迎。
在深港文化交流与学术研讨中，不少学者认为，过去全球客家版图，不同地域的客家都有各自的定位，如赣州是“客家摇篮”、龙岩是“客家祖地”、梅州是“世界客都”等，如今“滨海客家”成为深圳、香港的客家定位。滨海客家既保留了山地客家耕读传统、爱国爱乡和勤劳坚韧的精神，又吸纳了海洋文化中四海为家、开拓进取的特质，形成了“开拓、进取、包容、重商”的滨海客家文化，在今天仍然弥足珍贵。
深圳大学周建新教授认为，从学理的角度来说，客家文化研究已有很长一段历史，取得较大成就且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然而，客家文化研究还没有真正走进主流学术界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客家研究还没有从理论和方法层面，为主流学术界提供更多的具有范式意义的学术概念。杨宏海敏锐地找到了一个新的客家文化的观察角度，提出了“滨海客家”这样一个新的学术话语，为客家学研究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
陈仲暄博士说，过去我们较多看客家人地处山地的封闭性，忽略了客家人同样具有面向大海的开拓性。《滨海客家》让我们重新认识了这种联结海陆的独特精神和走向全球客家的桥头堡作用，是未来新客家或世界客家研究的典范。
同年，11月22日，香港深圳社团成立二十周年暨“我身边的新安文化记忆”颁奖典礼于香港会展中心圆满举行。香港特首李家超、中联办副主任何靖、广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瑞军等领导出席。会议对纪念新安县建县四百五十周年系列活动给予高度评价，并对刘智鹏、刘蜀永、杨宏海、杨耀林等七位深港学者进行颁奖表彰。
龙岩学院闽台客家研究院院长陈弦章教授是最早读到《滨海客家》的读者之一，他说，“滨海客家”是一个很好的概念，也是罗香林先生当年已经注意到但还来不及提出的理论概念，今天提出来很及时。《滨海客家》是让客家人看了感到自豪、让新移民看了为之感动的一部书。通过对深圳历史文化渊源和脉络的梳理，由今察史、以史鉴今，为深圳历史文化找到“根”与“魂”。可以为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与自觉，助推粤港澳大湾区人文湾区建设做出巨大贡献。
自从我于2007年提出“滨海客家”研究课题，到先后组织的研讨活动，深圳客家研究的学术话语，更多地从山地客家向滨海客家转变，并且日益引起社会和学界的关注。回顾我从客都梅州到滨海深圳近四十年，我一直结合职业生涯与现实实际，在客家文化研究中注重“实验性”，从学术与艺术两个维度创研结合，在客家名人、客家艺术、客家学理论研究方面做出探索实践，为客家文化与艺术的创造性实践、创新性发展不断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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